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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记者节】调查记者在干些啥?

最近的陈永洲事件发酵,有个前辈说应该有一篇深度报道,名叫“调查‘调查记者”,剖析一下调查记者这个行当。我套用调查记者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来形容调查记者:水太深。财新之前尝试写过一篇“IPO有偿沉默”,也未尽其意。

即便同行有句话“财新各个都是调查记者”,我也很难认为自己是个调查记者,总觉得调查这个词有更合适的用处。言归正传,我今天只是想回忆一下我在两年前的那场动车事故中,我和同事的一些经历,几个小故事,或者可以叫“新闻背后的故事”。我无意为某个群体正名,只是想把自己经历的故事告诉大家,让行业内外的人更全面地了解这个职业。

财新连续几年对铁道部贪腐进行系列报道,“723动车事故”是一个高潮,用一个猝不及防的事故,引爆了我们积累数年的铁道部贪腐素材,此后财新出了近十个关于铁道部的封面报道,“深藏的裂纹”、“奢侈动车”等相继问世,直至铁道部最终解体。

723动车事故”更为重要的一个意义是,它发生在自媒体爆炸发展的高峰期,微博大量传播的信息和传统媒体报道互相影响,微博力量在这场灾难事故中非常醒目,甚至影响了事件发展。

前面絮絮叨叨地给“723动车事故”加了这么多高帽子,只是回忆的铺垫。

达维的录音笔

那是两年前的夏天。撞车之后,财新先后派了于达维、我、周凯莉、于宁四个记者到温州参与现场报道,后方则是众多的同事做更为细致的资料梳理、外围采访和组织协调工作。

事故现场的情况报道,其实到场的媒体记者报道内容都大同小异,除了勇于到殡仪馆太平间数尸体的个别猛士记者,大家的新闻操作路径都是相似的:描述记者现场所见、亲历者目击者救援者讲述、公布官方口径数字……

更为艰巨的任务是事故原因的调查。723事故是一场天灾人祸交织的事故,人祸的部分更是直接暴露了铁道部的体制沉疴。所以,导致这场事故原因是什么,更为重要。

差不多三天的现场报道之后,达维和我的工作重点就转向了事故原因的调查。

在事故后很长时间的信息空白期,一个蛛丝马迹的消息都是一篇独家报道。在离温州动车站不远的一个三层小楼,是温州站的调控室所在,调查组先头部队就是在这个小楼里调查事发时的具体情况。一批批的记者闻讯冲到那里,然后,然后被各种驱赶。

经验丰富的达维就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小故事。调查组的人在小房间里讨论的很认真,午餐叫的外卖。当外卖小弟提着一箱箱食物来到的时候,蹲守在门口的达维主动要去帮忙,他吭哧吭哧地把一箱子吃的端到房间里,然后悄没声地在箱子不起眼的角落,留下了一支录音笔。

达维把外卖小弟的工作做的很敬业,等到客人们吃完,他还进去收拾餐具,把垃圾清理打包带了出来,包括那根录了他们谈话内容的录音笔。

达维的录音笔故事,让我们很兴奋。一点点撬开真相的希望。

大约是撞车之后的一个礼拜,大部分的记者都报道结束撤退了,留在温州的还是一些矢志不渝要追踪事故原因的媒体。中央调查组的行踪,是记者们最感兴趣的点。追踪到,那就意味着会有些许进展披露。

夜半酒店谍战

某天在微博上,我看到一个广为转发的帖子,是同行贴的调查组酒店奢侈烟酒招待照片。于是,我知道了调查组落脚在哪个酒店。

看到微博的当天晚上,我就去了酒店,想碰碰运气。没想到经历了一个让我难忘的夜晚。

雪山饭店在温州城边的景山山腰,周边没有什么建筑。一下出租车,我就被门口的保安数量镇住了,于是佯装客人直奔前台问有没有房间,没料到酒店被包下来了,全部安排的是调查组工作人员。

一个保安,从我一进门就盯着我,见我从前台撤下来,就过来赶我走,说这里外人不能滞留。我装出一副“上面有人”的神气说,“我等人,北京来的。”保安悻悻地打量了我一下,没有继续问我等谁,或许他也不知道来了哪些领导,或许我扮出了二奶的味道,反正他没再管我,让我在大厅的沙发区继续待着。

我等谁呢?接下来怎么办?瞎逛闲逛肯定会被注意。我在沙发上一边摆弄手机,一边思考接下来怎么办。

可巧,和我一起在沙发区休息的有几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,从她们谈话中得知,她们是铁路系统派来这里做接待服务的,整理资料、安排会务之类的活。不一会,过来一个王处长,说,你你你,去***房间把刚打印的会议资料拿到会议室,等下就要开会了。

我心里一喜:我也许可以冒充小姑娘去打印室说,“王处长说刚刚的资料还需要两份”。冷静了一下又想想,这个举动很容易提前暴露自己,而且我还不知道这个资料到底有没有价值。

我还是直接去会议室看看吧。这个酒店的格局比较分散,平台上面有几个独栋的建筑,会议室在哪里?我蹲守在客房区,不一会见到几个提公文包的客人相继出来,往另外一栋建筑走去,我尾随而去,远远地看到他们都进了一个会议室。

就是这里了。那是一个在走廊尽头的独立会议室,门口旁边是服务员的房间,专属的服务员在那进出盏茶送水,陌生人靠近很容易被发现。

怎么办?我躲在隔壁楼梯口,等了一会,听到服务员跑出去接电话了。于是我凑了过去,会议室的门半掩着,里面的人正在分析事故调查,讨论的声音不大,我得走到门口才能听到。我又激动又紧张,正在我蹑手蹑脚,边走过去边竖着耳朵听的时候,哐,会议室里一个人推门而出,我急忙转身退回到服务员的房间,佯装成服务员在房间里的洗手台上洗手。

背对着那个人,我的心跳加速一千转。出来的那个人问我,“服务员,现在还有没有剪头发的?”“这么晚剪头发呀。”“酒店里不就有么?”“我不知道耶,我是新来的。”我的大脑瞬间真空,不知道如何再应对下去。

所幸,那个人问完就作罢了,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打电话。这时候,我困在服务员的房间里,走也不是,待也不是。我只好硬着头皮,扮成服务员的样子,在房间里装模作样地拾掇拾掇。

打电话的人回到会议室后,真正的服务员随时可能回来,我得赶紧撤。临走之前,我想起了达维,接下来,我趴在地上,把录音笔打开,塞在了会议室门口的门缝下,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老天保佑。

撤退到院子里,我的心跳还是扑通扑通滴。那是晚上九点多,院子里黑黢黢的,零星几个路灯照着走道。

接下来怎么办?我等会还得去取录音笔,这个酒店里遍布摄像头,我刚刚撅着屁股塞录音笔的动作会不会已经被发现?已经有人在等着去取录音笔的我?也有可能马上就会来院子里搜索我?

我至今不明白自己这谍战片的作战心理从哪里冒出来的。但当时,是真的心慌慌,下意识的行为。

做完了这一切,我趴在院子的凉台上,对面是山脚下温州城的点点霓虹,我心里一阵涟漪。那一刻,我忽然想妈妈了,她能理解我在做什么么?如果我被逮了,她知道女儿并不是新闻联播里的高大上记者,心里怎么想?我只是个记者,怎么把自己弄的像间谍?我也可以躺在酒店里等官方通稿,何必冒险?意义在哪里?

想到意义,我那一刻像被人从情绪低谷里揪了出来。因为,我想到了我们明确的工作目标,就是不要让真正的真相被各种利益驱动蒙蔽。如果我们不监督过程,最终呈现给大家的调查报告可能是被粉饰过的结果。

是为了遇难的人。就在前一天,在殡仪馆采访的我,和遇难者家属一起哭过,感同身受那种痛苦,以及对施难者的愤怒。

在凉台上感伤悲秋了好久好久,决定勇敢地去取录音笔,那确实是一个未知的前往。不过,没想到,一切很顺利。瞅着服务员走开的间隙,我顺利地把录音笔拿到手。

从会议室楼出来,没有被抓现行,说明我没有被发现,还安全。撤!

从酒店出来,没有出租车,我沿着山路往城里走。路上给编辑晓冰打了电话通报情况,她很开心,嘱咐我注意安全之后,说了句:“明天再去”。我想,我就是被这些坚韧的女子推动成了女汉子记者。

再探被捉

第二天晚上,我又去了。因为我有了专家组的房间号,可以有针对性地去敲门了。

再次来到酒店,熟门熟路,我一进门就大咧咧地直奔客房部。和前天不一样的是,客房部电梯口,竟然摆了一个桌子,两保安坐在那守着,加强戒备啦?我面不改色心不跳,依然摆出一副“上面有人”的气场,顺利混到楼上。

按图索骥,敲了几个专家的门,要么是没有人在,要么是果断拒绝了我。大约是第四个门,我敲开了。

专家组的一个技术专家,来自西南交大,在状况未明人人噤若寒蝉的调查阶段,他善良地给我打开了一扇门。他把我放进了房间,但是强调只回答我关于技术问题的询问,不回答有关调查进展的内容。他的床上散落着各种调查资料文件。脸色憔悴的专家坐到了电脑前,疲惫地叹了一口气,我瞄了一眼,他面前的电脑桌面是一个打开的WORD文档,上面只空落落地写了四个字,是文件标题——“调查报告”。那个画面,我瞬间脑补他将调查的真相敲上去,再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。

他没有告诉我实质性的调查内容,但是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开始。

从他房间走出来,已经是他们的开会时间了,于是我想继续去会议室碰碰运气。

没想到的是,刚走到会议室外的院子里,我就被人逮住了。当时我正在和同事于宁通电话,一个拿着对讲机的保安,冲到我面前说,恶狠狠地说,“我终于找到你了”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,他一边把我往外提溜,一边絮絮叨叨地骂我,“你知道么?就因为你,我们的奖金被扣了。昨天是你来的吧?你今天是怎么进来的?谁带你进来的?我们在摄像头看到你去骚扰专家了!满院子找你,你害的我们好惨 ……”

我挺抱歉自己的行为影响到了普通人的工作。无奈这是非常状态。

让我困惑的是,最后,他竟然只是把我赶出了酒店。

这段酒店探秘经历告一段落。

了不起的资深

另外我想说说我的同事于宁。她是财新铁道部系列稿件的主要操刀者,十余年的从业经验,如今还是坚持在采访一线,工作执着认真,很多人夸过她,但她确实是我最敬佩的业内前辈。好吧,是之一,我另外一个敬佩的前辈是新民晚报的摄影记者雍和。

大家对资深的调查记者都会有这样一个认知,他是积累了很多年的人脉和关系,才有了线索和深喉。但是,关系怎么来?

于宁是在“723动车事故”发生几天后才到的温州,主要担当追踪事故原因的工作。从北京飞到温州,是清晨,她没有去酒店休息,而是带着行李去了专家组下榻的另外一个酒店的餐厅,希望在早餐桌上可以遇到人搭讪。

接下来,为了找到知情人,她做了一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。她找到所有参与调查的专家名录,那是一份几十人长的名单,只有姓名和单位,没有联系方式,也不知道他们住在温州的什么地方。常规途径找联系方式之外,于宁用了一个“笨”的办法:她列出了温州市四星级以上酒店的前台电话,一个个打过去试,“请帮我接###的房间”“###住这里么?”。

就是这个我认为不可思议的笨办法,于宁联系上了一个“知情人士”,并和他建立了长期的联系,成为我们此后铁道部报道中的“深喉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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