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的陈永洲事件发酵，有个前辈说应该有一篇深度报道，名叫“调查‘调查记者”，剖析一下调查记者这个行当。我套用调查记者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来形容调查记者：水太深。财新之前尝试写过一篇“IPO有偿沉默”，也未尽其意。

即便同行有句话“财新各个都是调查记者”，我也很难认为自己是个调查记者，总觉得调查这个词有更合适的用处。言归正传，我今天只是想回忆一下我在两年前的那场动车事故中，我和同事的一些经历，几个小故事，或者可以叫“新闻背后的故事”。我无意为某个群体正名，只是想把自己经历的故事告诉大家，让行业内外的人更全面地了解这个职业。

财新连续几年对铁道部贪腐进行系列报道，“723动车事故”是一个高潮，用一个猝不及防的事故，引爆了我们积累数年的铁道部贪腐素材，此后财新出了近十个关于铁道部的封面报道，“深藏的裂纹”、“奢侈动车”等相继问世，直至铁道部最终解体。

“723动车事故”更为重要的一个意义是，它发生在自媒体爆炸发展的高峰期，微博大量传播的信息和传统媒体报道互相影响，微博力量在这场灾难事故中非常醒目，甚至影响了事件发展。

前面絮絮叨叨地给“723动车事故”加了这么多高帽子，只是回忆的铺垫。

达维的录音笔

那是两年前的夏天。撞车之后，财新先后派了于达维、我、周凯莉、于宁四个记者到温州参与现场报道，后方则是众多的同事做更为细致的资料梳理、外围采访和组织协调工作。

事故现场的情况报道，其实到场的媒体记者报道内容都大同小异，除了勇于到殡仪馆太平间数尸体的个别猛士记者，大家的新闻操作路径都是相似的：描述记者现场所见、亲历者目击者救援者讲述、公布官方口径数字……

更为艰巨的任务是事故原因的调查。723事故是一场天灾人祸交织的事故，人祸的部分更是直接暴露了铁道部的体制沉疴。所以，导致这场事故原因是什么，更为重要。

差不多三天的现场报道之后，达维和我的工作重点就转向了事故原因的调查。

在事故后很长时间的信息空白期，一个蛛丝马迹的消息都是一篇独家报道。在离温州动车站不远的一个三层小楼，是温州站的调控室所在，调查组先头部队就是在这个小楼里调查事发时的具体情况。一批批的记者闻讯冲到那里，然后，然后被各种驱赶。

经验丰富的达维就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小故事。调查组的人在小房间里讨论的很认真，午餐叫的外卖。当外卖小弟提着一箱箱食物来到的时候，蹲守在门口的达维主动要去帮忙，他吭哧吭哧地把一箱子吃的端到房间里，然后悄没声地在箱子不起眼的角落，留下了一支录音笔。

达维把外卖小弟的工作做的很敬业，等到客人们吃完，他还进去收拾餐具，把垃圾清理打包带了出来，包括那根录了他们谈话内容的录音笔。

达维的录音笔故事，让我们很兴奋。一点点撬开真相的希望。

大约是撞车之后的一个礼拜，大部分的记者都报道结束撤退了，留在温州的还是一些矢志不渝要追踪事故原因的媒体。中央调查组的行踪，是记者们最感兴趣的点。追踪到，那就意味着会有些许进展披露。

夜半酒店谍战

某天在微博上，我看到一个广为转发的帖子，是同行贴的调查组酒店奢侈烟酒招待照片。于是，我知道了调查组落脚在哪个酒店。

看到微博的当天晚上，我就去了酒店，想碰碰运气。没想到经历了一个让我难忘的夜晚。

雪山饭店在温州城边的景山山腰，周边没有什么建筑。一下出租车，我就被门口的保安数量镇住了，于是佯装客人直奔前台问有没有房间，没料到酒店被包下来了，全部安排的是调查组工作人员。

一个保安，从我一进门就盯着我，见我从前台撤下来，就过来赶我走，说这里外人不能滞留。我装出一副“上面有人”的神气说，“我等人，北京来的。”保安悻悻地打量了我一下，没有继续问我等谁，或许他也不知道来了哪些领导，或许我扮出了二奶的味道，反正他没再管我，让我在大厅的沙发区继续待着。

我等谁呢？接下来怎么办？瞎逛闲逛肯定会被注意。我在沙发上一边摆弄手机，一边思考接下来怎么办。

可巧，和我一起在沙发区休息的有几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，从她们谈话中得知，她们是铁路系统派来这里做接待服务的，整理资料、安排会务之类的活。不一会，过来一个王处长，说，你你你，去***房间把刚打印的会议资料拿到会议室，等下就要开会了。

我心里一喜：我也许可以冒充小姑娘去打印室说，“王处长说刚刚的资料还需要两份”。冷静了一下又想想，这个举动很容易提前暴露自己，而且我还不知道这个资料到底有没有价值。

我还是直接去会议室看看吧。这个酒店的格局比较分散，平台上面有几个独栋的建筑，会议室在哪里？我蹲守在客房区，不一会见到几个提公文包的客人相继出来，往另外一栋建筑走去，我尾随而去，远远地看到他们都进了一个会议室。

就是这里了。那是一个在走廊尽头的独立会议室，门口旁边是服务员的房间，专属的服务员在那进出盏茶送水，陌生人靠近很容易被发现。

怎么办？我躲在隔壁楼梯口，等了一会，听到服务员跑出去接电话了。于是我凑了过去，会议室的门半掩着，里面的人正在分析事故调查，讨论的声音不大，我得走到门口才能听到。我又激动又紧张，正在我蹑手蹑脚，边走过去边竖着耳朵听的时候，哐，会议室里一个人推门而出，我急忙转身退回到服务员的房间，佯装成服务员在房间里的洗手台上洗手。

背对着那个人，我的心跳加速一千转。出来的那个人问我，“服务员，现在还有没有剪头发的？”“这么晚剪头发呀。”“酒店里不就有么？”“我不知道耶，我是新来的。”我的大脑瞬间真空，不知道如何再应对下去。

所幸，那个人问完就作罢了，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打电话。这时候，我困在服务员的房间里，走也不是，待也不是。我只好硬着头皮，扮成服务员的样子，在房间里装模作样地拾掇拾掇。

打电话的人回到会议室后，真正的服务员随时可能回来，我得赶紧撤。临走之前，我想起了达维，接下来，我趴在地上，把录音笔打开，塞在了会议室门口的门缝下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老天保佑。

撤退到院子里，我的心跳还是扑通扑通滴。那是晚上九点多，院子里黑黢黢的，零星几个路灯照着走道。

接下来怎么办？我等会还得去取录音笔，这个酒店里遍布摄像头，我刚刚撅着屁股塞录音笔的动作会不会已经被发现？已经有人在等着去取录音笔的我？也有可能马上就会来院子里搜索我？

我至今不明白自己这谍战片的作战心理从哪里冒出来的。但当时，是真的心慌慌，下意识的行为。

做完了这一切，我趴在院子的凉台上，对面是山脚下温州城的点点霓虹，我心里一阵涟漪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妈妈了，她能理解我在做什么么？如果我被逮了，她知道女儿并不是新闻联播里的高大上记者，心里怎么想？我只是个记者，怎么把自己弄的像间谍？我也可以躺在酒店里等官方通稿，何必冒险？意义在哪里？

想到意义，我那一刻像被人从情绪低谷里揪了出来。因为，我想到了我们明确的工作目标，就是不要让真正的真相被各种利益驱动蒙蔽。如果我们不监督过程，最终呈现给大家的调查报告可能是被粉饰过的结果。

是为了遇难的人。就在前一天，在殡仪馆采访的我，和遇难者家属一起哭过，感同身受那种痛苦，以及对施难者的愤怒。

在凉台上感伤悲秋了好久好久，决定勇敢地去取录音笔，那确实是一个未知的前往。不过，没想到，一切很顺利。瞅着服务员走开的间隙，我顺利地把录音笔拿到手。

从会议室楼出来，没有被抓现行，说明我没有被发现，还安全。撤！

从酒店出来，没有出租车，我沿着山路往城里走。路上给编辑晓冰打了电话通报情况，她很开心，嘱咐我注意安全之后，说了句：“明天再去”。我想，我就是被这些坚韧的女子推动成了女汉子记者。

再探被捉

第二天晚上，我又去了。因为我有了专家组的房间号，可以有针对性地去敲门了。

再次来到酒店，熟门熟路，我一进门就大咧咧地直奔客房部。和前天不一样的是，客房部电梯口，竟然摆了一个桌子，两保安坐在那守着，加强戒备啦？我面不改色心不跳，依然摆出一副“上面有人”的气场，顺利混到楼上。

按图索骥，敲了几个专家的门，要么是没有人在，要么是果断拒绝了我。大约是第四个门，我敲开了。

专家组的一个技术专家，来自西南交大，在状况未明人人噤若寒蝉的调查阶段，他善良地给我打开了一扇门。他把我放进了房间，但是强调只回答我关于技术问题的询问，不回答有关调查进展的内容。他的床上散落着各种调查资料文件。脸色憔悴的专家坐到了电脑前，疲惫地叹了一口气，我瞄了一眼，他面前的电脑桌面是一个打开的WORD文档，上面只空落落地写了四个字，是文件标题——“调查报告”。那个画面，我瞬间脑补他将调查的真相敲上去，再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。

他没有告诉我实质性的调查内容，但是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开始。

从他房间走出来，已经是他们的开会时间了，于是我想继续去会议室碰碰运气。

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到会议室外的院子里，我就被人逮住了。当时我正在和同事于宁通电话，一个拿着对讲机的保安，冲到我面前说，恶狠狠地说，“我终于找到你了”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一边把我往外提溜，一边絮絮叨叨地骂我，“你知道么？就因为你，我们的奖金被扣了。昨天是你来的吧？你今天是怎么进来的？谁带你进来的？我们在摄像头看到你去骚扰专家了！满院子找你，你害的我们好惨 ……”

我挺抱歉自己的行为影响到了普通人的工作。无奈这是非常状态。

让我困惑的是，最后，他竟然只是把我赶出了酒店。

这段酒店探秘经历告一段落。

了不起的资深

另外我想说说我的同事于宁。她是财新铁道部系列稿件的主要操刀者，十余年的从业经验，如今还是坚持在采访一线，工作执着认真，很多人夸过她，但她确实是我最敬佩的业内前辈。好吧，是之一，我另外一个敬佩的前辈是新民晚报的摄影记者雍和。

大家对资深的调查记者都会有这样一个认知，他是积累了很多年的人脉和关系，才有了线索和深喉。但是，关系怎么来？

于宁是在“723动车事故”发生几天后才到的温州，主要担当追踪事故原因的工作。从北京飞到温州，是清晨，她没有去酒店休息，而是带着行李去了专家组下榻的另外一个酒店的餐厅，希望在早餐桌上可以遇到人搭讪。

接下来，为了找到知情人，她做了一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。她找到所有参与调查的专家名录，那是一份几十人长的名单，只有姓名和单位，没有联系方式，也不知道他们住在温州的什么地方。常规途径找联系方式之外，于宁用了一个“笨”的办法：她列出了温州市四星级以上酒店的前台电话，一个个打过去试，“请帮我接###的房间”“###住这里么？”。

就是这个我认为不可思议的笨办法，于宁联系上了一个“知情人士”，并和他建立了长期的联系，成为我们此后铁道部报道中的“深喉”。